魏晋时期，丧礼的根本风俗尽管仍沿袭前代，但有些作法却发生了很大改变。最杰出的表现就是薄葬蔚为习尚。
在其时的统治者中，最早倡议薄葬的应该是曹操。
曹操
建安十年(公元205年)，曹操“以全国凋敝，下令不得厚葬，又禁立碑”(《三国志·魏书·武帝纪》)。建安二十三年(公元218年)，曹操自作终制，令曰“古之葬者，必居贫瘠之地，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，因高为基，不封不树”。(《三国志·魏书·武帝纪》)
建安二十五年(公元220年)，曹操卒，他曾立遗诏说：“全国没有安靖，未得遵古也，葬毕，皆除服……无藏金玉珠宝。”(《三国志·魏书·武帝纪》)
曹操的做法，很得后人称道，《晋书》就曾说，“魏武帝以礼送终之制，袭称之数，繁而无益，俗又过之。豫克己送终衣荚，题识其上春夏秋冬，日有不讳，随时致使，金铒珠玉，铜铁之物，一不得送，文帝遵奉，无所添加······汉孔冥具基多，自是皆省矣。”
曹操发起薄葬并一马当先，实为改变汉代的厚葬陋习开了个好头，此后他的后继者都循而未变，就连崇尚豪华的魏明帝都“未邃营陵墓之制”。上层统治者实践薄葬，下必效之，所以，曹魏时期奉行俭约的丧葬风俗开了一个好头。
曹魏推行薄葬的做法被两晋所沿袭。
司马炎
晋武帝司马炎的祖父司马懿和父亲司马昭都厉行薄葬。司马懿死前“预作终制，与首阳山土葬，不坟不树；作《顾命》三篇，殓以时服，不设冥具，后终者不得合葬”。晋惠帝司马衷身后，“山陵不封，园邑不饰，墓而不改，同于山壤，是丘阪存乎其陈葬，使齐乎华夏矣” (《晋书·刑法志》) 。东晋明帝司马绍临终遗命薄葬：“一遵先度，务从简约，劳众崇饰，皆勿为也。” (《晋书·明帝纪》)
从现代的考古材料看，两晋时期的墓葬根本上都是土坑墓道，宝贵的随葬品很少，墓内的随葬器物，主要是陶瓷，如杯、盘、碗、壶、果盒等饮食器皿和熏炉、唾盂、虎子等日子用具。
汉代盛行的仓、灶、并、磨等陶制模型和家禽、牲畜的陶制偶像继续沿袭，但形体不大，制造粗糙。就连墓葬立碑之俗有的当地也简直被简而略之，因为立碑“既私褒美，兴长虚伪，伤才害人，莫大于此”。
这说明，在魏晋时期，薄葬不只成了代代相传的定制，并且在有些时分现已简化到了“同于山壤”的境地。
当然，这个时期薄葬之风的呈现，从根本上说它并不是人们片面希望的成果，而是与其时的社会环境有实质的联系。魏晋时代，战乱频仍，社会动荡，随之而来的就是人们经济日子的衰退。在这种状况下，绝大多数人现已无力实施厚葬，因而实施薄葬是无可奈何的选择。
此外，在魏晋形而上学思潮的影响下，这个时期人们的思维也发生了重大改变。在对待生与死的认识问题上，形而上学一改儒学从亲亲制出发而推重厚葬的传统，代之而起的是“且趋当生，奚遑身后”(《列子·杨朱篇》)，“固知一死生为虚诞，齐彭殇为妄作”(王羲之语)，以及“死去何足道，托体同山阿”(陶渊明语)的思维。在小看逝世的思维支配下，薄葬之风的呈现也就是水到渠成、自然而然的事情。
不过，凡事都有破例，咱们说魏晋时期薄葬成风，并不是说整个丧葬的状况都是如此，事实上，厚葬的现象仍然存在，并且有时分还一点点不逊于汉代。
三国孙吴时厚葬的现象就相当严重。孙皓夫人张氏身后，他悲痛不已，“葬于苑中，大作冢，使工匠刻柏作木人，内冢中认为兵卫。以金银珍玩之物送葬，不可称计” (《三国志·吴书》)。
西晋权臣贾充身后，晋武帝“为之恸，使使持节、太常奉策追赠太宰，加衮冕之服……赐东园秘器、朝服一具、衣一袭，大鸿胪护凶事，假节钺、前后部羽葆、宣扬、缇麾、大道、銮路、帐下司马大车，棰斧文衣武贲、轻车介士。葬礼依霍光及安平献王故事，给茔田一顷”(《晋书·贾充传》)。
东晋元帝之子琅邪王司马焕两岁即夭亡，元帝“吊唁无已，将葬，以焕既封列国，加以成人之礼，诏立凶门柏历，备吉凶仪服，营起陵园，功役甚众”。琅邪国右常侍孙宵上疏谏曰：“凶门柏历，礼典所无，天晴可不必，遇雨则无益，此至宜节约者也。若琅邪一国一时所用，不为大费，臣在机近，义所不言。今日台所居，王公百僚聚在都辇，凡有凶事，皆当供应材木百数、竹薄千计，凶门两表，衣以细竹及材，价值既贵，又非表凶哀之宜，如此过饰，宜从粗简。” (《晋书·元四王传》)但元帝并未采用此表的主张。相似这样的厚葬之例也许多，这说明，在魏晋时期，厚葬的陋习与薄葬之风并存，并没有完全绝迹。
与以前比较，这个时期丧葬的详细风俗根本沿袭前制，只要归乡葬和合葬比较能反映魏晋时期的时代特色。
魏晋时期，因为战乱的影响，人口迁徙非常频频，客死他乡的人许多，人们尽管流离在外，但思乡之情难以舍弃，即使死在异乡，族员也要想方设法把尸骨运回故里安葬，以使亡人的魂灵得到安眠。
据《三国志·吴书·鲁肃传》记载，鲁肃是临淮东城人，“生而失父，与祖母居”。全国大乱后，鲁肃“不治家事，大散财贿，摽卖地步，以赈穷弊结士为务”。后来，“携老弱将轻侠少年百余人，南到居巢就瑜。瑜之东渡，因与同行，留家曲阿。会祖母亡，还葬东城”。“ 还葬东城”，就是归乡而葬，这和咱们今日有的当地所谓的入祖坟差不多。
相似这样的记载许多。如《三国志·魏书·典韦传》中，典韦身后被“遣归葬襄邑”。
《三国志·魏书·高柔传》记载，高柔去蜀国迎父丧，“辛苦苛虐，无所不尝，三年乃还”。
周瑜
《三国志·吴书·周瑜传》谓周瑜“丧当还吴，又迎之芜湖，众事费度，一为供应”。
《三国志·吴书·虞翻传》中，虞翻“在南十余年，年七十卒，归葬旧茔，妻子得还”。
《晋书·王祥传》记载王祥的两个儿子王烈和王芬“同时而亡，将死，烈欲还葬旧土，芬欲留葬京邑”，祥流涕曰，“不忘故土，仁也；不恋本乡，达也。惟仁与达，吾二子有焉” 。
合葬指配偶身后葬在一处。这种葬俗其实是人们信任“魂灵不死”在丧葬中的详细反映。在古代人看来，夫妻活着的时分相依而生，身后他们的魂灵也需要相伴而存，这样可免在另一个国际里孤苦伶仃。
魏晋时，有关合葬的记载也不少。
据《三国志·蜀书·甘皇后传》载，蜀汉先主刘备夫人甘皇后身后，葬于南郡。章武二年(公元222年)，刘备“追谥皇思夫人，迁葬于蜀”。但“未至而先主殂”。诸葛亮上言，“皇思夫人履行修仁，淑慎其身。大行皇帝昔在大将，嫔妃作合，载育圣躬，大命不融。大行皇帝存时，笃义垂恩，念皇思夫人神柩在远飘飘，特遣使者奉迎。《诗》曰：谷则异室，死则同穴。故昭烈皇后宜与大行皇帝合葬，臣请太尉告宗庙，布露全国，具礼仪别奏”。
刘禅对此当然没有贰言，刘备终究与甘皇后合葬。
不过也有反对合葬的，司马懿临终前曾作制“后终者不得合葬”，但应者寥寥，他的子孙简直没有遵从此制的。司马昭、司马师、司马奕、简文帝、司马道子等人最后都进行合葬。皇帝王侯姑且如此，平民百姓对合葬的热心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。